在康熙末年，看似繁荣的“康熙盛世”实则是暗流涌动。历经长期的战争，如平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反击沙俄、三征准噶尔、驱准保藏等战斗，让国家财政支出巨大 ，这些军事行动极大地消耗了国库储备。
同时，自然灾害频繁，洪水、旱灾等接踵而至，使得农业生产遭受重创，国家赈灾和蠲免赋税的支出不断增加。
据记载，从康熙初期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因赈灾而免除的赋税多达9000万两，是当时国库存银的两倍。
此外，官僚体制内腐败滋生，官员贪污受贿成风，大量财政收入被中饱私囊，导致国库空虚，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康熙的继任者雍正皇帝即位后，决心推行一系列改革以挽救危局。其中“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便是一项极具针对性和开创性的举措。
在封建社会，士绅阶层享有诸多特权，他们不仅可以免除徭役赋税，还能利用自身地位在地方上包揽诉讼、横行乡里、抗交钱粮，甚至与地方官员勾结，侵蚀国家利益。这种特权阶层的存在，不仅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负担，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正式下令革除儒户、宦户的名称，禁止生员和监生包揽同姓人的钱粮，也不准他们自身拖欠钱粮，违者将受到严惩。
这一政策的核心在于打破士绅阶层长期以来的特权，要求他们与普通百姓一样，按照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缴纳赋税，并承担相应的差役。其目的在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轻普通老百姓的负担，促进社会公平，缓和社会矛盾。
然而，这一政策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河南试行期间，便遭遇了巨大阻力。当地士绅势力强大，对新政极为抵触。
当时田文镜作为河南巡抚，坚决执行雍正的新政，强力推行该政策，却也因此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很多官员参劾田文镜。但雍正坚定地站在了田文镜这一边，驳斥了这些弹劾，继续支持新政的推行。
后来田文镜与士绅阶层关系持续恶化，引发了直隶总督李绂等人对他的弹劾，这一事件被认为是雍正朝最大的一次朋党事件。
在这场新旧势力的激烈交锋中，雍正始终坚定支持新政，对反对势力予以坚决回击，使得“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得以在艰难中继续前行。
尽管该政策最终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完全普及，真正严格推行这一政策的官员也只有田文镜等少数官员，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增加了财政收入，为雍正朝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士绅一体当差纳粮的政策推行的阻力很大
由于“士绅一体当差纳粮” 政策从一开始就触动了士绅阶层的核心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强烈抵制。
要知道士绅阶层在封建社会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他们不仅是地方上的经济支柱，掌控着大量的土地和财富，还是文化和道德的象征，在基层社会中扮演着领袖的角色。
这一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士绅阶层将失去长期以来享有的特权，与普通百姓一样承担沉重的差役和赋税，这无疑是对他们既得利益的巨大冲击。
在河南士绅们的抵制尤为激烈，封丘知县唐绥祖要求士绅按照田地数量出人丁参与黄河大堤修筑，这一举措立即引发了士绅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身份的侮辱，纷纷拦截官轿，要求免征儒户、宦户，维护他们的特权。被拒绝后，他们甚至跑到河南巡抚衙门前聚集大闹，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抗议。
雍正二年五月末，河南举行科举乡试时，矛盾彻底爆发。封丘县原本应考的一百三十多位考生中，只有区区23位学子应考，众多考生公然罢考。
武生范瑚更是抢夺并当众撕毁考生试卷，王逊则带领一批学子堵在考场外，阻止其他考生进场，并呼吁全省学员罢考，导致乡试无法正常进行。这一事件震惊朝野，史称“河南封丘罢考案”。
除了士绅阶层的抵制，地方官员在执行政策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官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者畏惧士绅阶层的势力，对政策执行不力，阳奉阴违。他们在征收赋税和摊派差役时，往往对士绅阶层网开一面，使得政策难以真正落实。
即使像田文镜这样坚决执行新政的官员，在推行政策过程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不仅要应对士绅阶层的反抗，还要面对来自其他官员的弹劾和反对，这使得他在河南的新政推行举步维艰 。
在这种情况下，“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受到了极大的阻碍，除了河南在田文镜的强力推行下取得了一定成效外，其他地区的实施情况并不理想，很多地方甚至流于形式，无法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
乾隆上位后废除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的多重考量
雍正的继任者乾隆皇帝即位之初，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局面。士绅阶层在封建社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不仅是地方社会的精英，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和财富，还在文化教育、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许多士绅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与官僚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态度和立场对于朝廷政策的推行和地方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
雍正时期的“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引发了士绅阶层的强烈不满和抵制。
乾隆深知，如果继续强行推行这一政策，可能会进一步激化朝廷与士绅阶层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为了赢得士绅阶层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乾隆决定废除这一政策，恢复士绅的特权，以此来换取他们对自己统治的拥护。
雍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家财政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
到乾隆继位时，国库储备充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据记载，雍正年间，国家库存银两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加到6000多万两 ，这为乾隆朝的“乾隆盛世”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对于增加财政收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相对降低。乾隆认为，在国家财政状况良好的前提下，没有必要继续通过损害士绅阶层的利益来增加财政收入。相反，适当减轻士绅的负担，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了士绅与百姓、士绅与朝廷之间的诸多矛盾。士绅们对失去特权深感不满，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抵制政策的执行，甚至与地方官员发生冲突。
而普通百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负担，但由于长期受到士绅阶层的压迫和剥削，对士绅的怨恨依然存在，政策的实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
乾隆废除这一政策后，士绅阶层的不满情绪得到了缓解，他们与朝廷的关系逐渐缓和。同时，士绅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依然存在，他们重新获得特权后，能够更好地发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协助朝廷维护社会秩序，化解民间纠纷，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
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被废除后的深远影响
乾隆废除“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在短期内确实赢得了士绅阶层的支持，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社会矛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一决策却给清朝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对清朝后期的衰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废除政策后，士绅阶层重新获得了免税免役的特权，这使得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在利益的驱使下，士绅们利用各种手段，如低价收购、强取豪夺等，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导致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据统计，乾隆后期，全国土地的70%以上都集中在官僚、地主和富商手中 ，普通农民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大量农民沦为佃农或流民。
土地兼并的加剧，使得农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们不仅要承受沉重的地租剥削，还要面临失去土地的风险，这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为清朝后期的农民起义埋下了隐患。
士绅阶层特权的恢复，也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固化。士绅们凭借着特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普通百姓则难以获得上升的机会。
科举制度虽然为平民提供了一条进入仕途的途径，但在实际操作中，士绅阶层往往通过各种手段垄断科举资源，使得平民子弟很难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这种社会阶层的固化，抑制了社会的活力和创新精神，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的废除，还削弱了清朝的财政基础。士绅阶层不再承担赋税和差役，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而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开支，不得不加大对普通百姓的剥削，这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导致民不聊生。
同时，财政收入的减少也使得清朝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战争等突发事件时，显得力不从心，无法有效地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乾隆废除“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虽然在当时看似是一个明智的决策，但从长远来看，却对清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加速了清朝的衰落。
写在最后
乾隆废除“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复杂决策。这一决策对清朝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短期来看，它缓解了朝廷与士绅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赢得了士绅阶层的支持，巩固了乾隆的统治地位，为乾隆初期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
然而，从长远的历史视角审视，这一决策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士绅阶层的贪婪和腐败，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进程，使得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种社会矛盾的积累，最终成为了清朝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