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和张春桥。

贾植芳

1945年，日本投降的翌日，我自徐州的日伪警察局监狱获释，随即与妻子一同迁徙至上海。在这座城市度过的岁月里，我竟与日后成为“四人帮”核心成员的姚文元与张春桥，有过数度面缘。

当时我住胡风家里，与文艺界的人免不了要打交道。那时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延安路开了个“作家书屋”。姚蓬子在30年代的时候还是左翼作家，后来我在北京读中学时看到天津《益世报》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赫然是《姚蓬子脱离中国共产党宣言》。到上海后胡风对我说：姚蓬子在南京的监狱中“悔过自新”，国民党对他很满意。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回上海办了个《世界文化》，但是文艺界的人士很看不起他，所以他在上海也打不开局面。

姚蓬子当时担任上海印刷同业工会的主席，凭借与国民党的良好关系，他获得了大量的纸张配给。他遂将这部分纸张囤积，转手出售给其他出版商，因而赚取了可观的财富，进而购置了房产。

姚文元彼时尚是中学生，与胡风的儿子晓谷同窗，因而偶尔我也有机会目睹其身影。谁料在1955年胡风事件爆发后，当时担任共青团卢湾区宣传干事的他，犹如“金棍子”般横空出世。因撰写反胡风的文章，他得到了时任上海市政主持者的“好学生”——柯庆施与张春桥的青睐。自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始终冲在最前线，甚至在十年动乱期间，他竟然跻身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解放初，姚蓬子为了赚钱，找来一些“托派”做廉价劳动力，给他翻译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读物，每千字只付两块钱报酬。“文革”爆发，姚蓬子父以子贵，倒也没有受什么冲击。他的老婆组织了一个“里弄造反队”，据说也干得“轰轰烈烈”。“文革”后揭批“四人帮”时，我看到过一幅漫画，题名是《姚氏父子棍帽店》，店里有各式帽子出售，上面写着“叛徒”、“内奸”、“特务”、“右派”、“反革命”、“走资派”等等字样，只在一顶帽子上面写着“革命作家、马列主义者、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分子”，旁边批注道：“此帽自用，概不外卖”。店铺中的棍子长短不一，粗细各异，同样标注着“留备自用概不外卖”。我不禁哑然失笑，觉得这幅画真是妙笔生花，为那些长期遭受“打棍子”、“扣帽子”的无辜者出了一口恶气。

我与张春桥的相识较为晚些。自上海解放以来，张春桥担任《解放日报》的总编辑，曾向我们上海的文化界人士约稿，并在著名的“老正兴”酒楼设宴款待。彼时，张春桥身着灰布制服，眼镜架在鼻梁上，举止谦逊，穿梭于众人之间，举杯敬酒。他尚未展现出真实的自我，却让我不禁联想到《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其外表看似忠厚，实则心机深沉。然而，历史的演进证明，他的狡猾与王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后来又听说了一个关于张春桥的故事：30年代的时候，张春桥在山东还是一个中学生，因为爱好文学，就到上海来闯荡。那时上海杂志公司的老板张静庐请施蛰存主持出版一套“中国国学珍本丛书”，于是登报招考一名助理编辑，试用期间月薪三十块钱。张春桥报名去投考，报到录取之后老板让他校点一部小说《豆棚闲话》。张春桥标点了十几页，张静庐一看都是破句，就觉得他根本不懂古文。于是把张春桥找来，对他说：“张先生，我们原本期望拓宽业务，承蒙您垂青，愿意加盟我们。然而，当前市面景气不佳，生意颇为惨淡，无奈之下，我们只得请您另寻出路。待市场好转，定当再次邀请张先生归来相助，实在是对不起。张先生在此工作了一周，我们按照一个月的工资标准，先行支付给您三十元。鉴于目前市面不景气，外界的就业机会也颇为有限，我们额外再支付给您三十元，以备您在寻找工作期间之用。”

昔日上海的商界人士多不愿轻易树敌，毕竟今日失意之青年，来日或许便能崭露头角，正因如此，张静庐待人尤为谦恭有礼。然而，听闻此事后，我不禁为张静庐暗自担忧，谁能料到三十年后，张春桥竟一跃成为上海市的最高领导者。若张静庐未能在解放初期离世，恐怕在“文革”期间，他难免会因“迫害革命青年”的罪名而遭受报复。

1978年10月，上海市公安局发了一个公文，说：“‘胡风分手贾植芳没有发现新的罪行，解除监督，回原单位工作。”这样我就又回到复旦中文系，在资料室做了一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那时粉碎“四人帮”不久，百废待兴。由于多年为政治服务，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片荒凉。于是民间自发成立了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委会，我回到资料室后也参加了这个工作。1979年11月，复旦中文系派我和一位姓苏的同志进京参加编辑会议俄当时“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除，而苏同志是党员讲师，系里这样安排，也带有监督的意思。汇报上去，社科院发来通知，给我发的通知后面用墨笔写道：“贾植芳同志何时进京，请速电告具体时间、车次及车厢，以便安排接站。”而苏同志的通知中则未提及此附言，此消息在中文系内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我解除监督并返回中文系报道后，系总支的一位组织委员曾向全体教职工宣布：“贾植芳同志已重返中文系，但他仍然是反革命！他的言行举止，请大家随时向组织汇报。”

纵然我深知自己依旧是个异乡客，却毅然肩负这份异质身份踏上了赴京的路程。翌日晨曦初露，抵达京城时，一位身着干部制服的同志登上了火车，询问哪位是贾植芳同志，自称是社科院派来迎接我的。走出车站，我侄儿侄女们早已整齐排列，等候我的到来。原来，我的哥哥在社科院工作，得知我将进京，便特意派遣他们前来迎接。那位干部逐一为我介绍，这位是你的大侄儿，那位是你的二侄女。由陌生人来为我介绍亲属，虽显得颇为滑稽，但那确实是当时的情形。

这次进京，我还访问了冰心先生。我们当时编“文学研究会”的资料，而冰心是该会的重要作家。年轻时我读过冰心的书，当时觉得她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写的都是大海、母爱、儿童之类，不喜欢凑热闹，印象中解放后各种运动中她也没有积极投入。见到冰心后，我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冰心连说：“知道，知道。”她说1957年她也差点变成“右派”：“在大鸣大放期间，费孝通响应郭沫若的文章，撰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擅长理论文章，但那篇文章却显得有些干瘪。他们说我擅长抒情散文，便让我帮忙修改，增添一些情感色彩。然而，费孝通最终被打成了‘右派’，他幸而未曾彻底坦白交代，否则我也难逃此劫！”

我原来以为冰心只写一些“大海”、“母爱”之类的美文，谈话过程中才发现她的思想其实很解放、很大胆，也很关心现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脱离现实”。她对我说：“老人家说讲真话要有‘五不怕：一不怕被开除公职，二不怕被开除党籍，三不怕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而今，我已无所畏惧。被开除公职？我早已退休；被开除党籍？我本非党员；离婚？那得问问对方意愿（说到此处，她笑着指向对面卧室里因中风尚未康复的吴文藻先生，他曾是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坐牢？我如今已年过八十，还未曾踏入过监狱，倒也可借此丰富人生经历；杀头？死后亦可成为烈士。那时正值1979年，‘左’的思潮仍十分盛行。冰心女士的这一番言论，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开放且勇敢的印象，即便历经三十载的风雨洗礼，她的人格魅力依旧不减分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