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父子

在众多人的心目中，陈昌浩被普遍视为张国焘的忠实拥护者。这一形象也深植于观众心中，尤其是在深受喜爱的电视连续剧《长征》中，陈昌浩的角色塑造更是如此。

事实上，陈昌浩对张国焘的支持并非始终如一，亦非在所有议题上都予以赞同。在长征的征途中，陈昌浩曾公开发声，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提出反对；而在鄂豫皖以及川陕两地的革命根据地时期，诸多关键军事决策中，陈昌浩均站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立场上，对张国焘的观点持不同意见。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与川陕革命根据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陈、张两位革命领袖之间的关系尤为引人瞩目。他们在这两片红色热土上并肩作战，共同书写了革命斗争的辉煌篇章。

1930年11月，在共产国际的批准下，陈昌浩圆满结束了他在莫斯科三年的留学生活，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在12月，陈昌浩参与了共青团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并荣幸地当选为团中央的委员，同时担任了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的常委一职。

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设立鄂豫皖中央分局，该机构直接受中央政治局领导，其职能权限代表中央政治局，地位亦高于各省级委员会。

最初，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一职由沈泽民担任，然而不久之后，资深中共领导人、支持王明的张国焘接替了他的职位，沈泽民则转任鄂豫皖省委书记。刚归国的陈昌浩亦被派遣至鄂豫皖苏区，从此开启了与张国焘之间错综复杂的共事历程。

1931年5月12日，张国焘自抵达鄂豫皖苏区不久便主持召开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会议，正式宣告中共中央的决议：决定在鄂豫皖苏区设立中共中央分局，并相应撤销原有的鄂豫皖边区特委。

中央分局由11名正式委员，包括张国焘等，以及15名候补委员，如甘元景等构成。其中，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七人共同构成了中央分局的常务委员会，而张国焘担任书记一职。

在此次会议中，对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张国焘同志被任命为军委主席，曾中生、邝继勋同志担任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等同志则成为委员会的委员。此外，陈昌浩同志还同时担任了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一职。

自此，鄂豫皖苏区的领导架构经历了一次重大调整，由曾中生担任的原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的领导格局，转变为以张国焘为领导核心，沈泽民、陈昌浩等人构成的新一届领导集体。

1931年7月，张国焘对红四军军长一职作出调整，原军长邝继勋被撤职，徐向前接任此要职。

九月中旬，张国焘剥夺了曾中生担任红四军政委之职，该职务由此转由陈昌浩接替。

在曾中生等主张南下、更贴近现实考量，与张国焘等力主东进的观点发生争执之际，陈昌浩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张国焘的阵营之中。

陈昌浩接棒红四军政委一职，随即着手在部队内部开展“肃反”运动。在此过程中，徐向前主管军事事务，而陈昌浩则全力负责推动“肃反”工作的开展。

陈昌浩将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与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拘捕，张国焘亲自对其进行审讯，并下令将其处决，由此酿成了一系列冤假错案。此次事件被称作白雀园“大肃反”。

徐向前元帅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明确指出：

白雀园的“大肃反”事件，堪称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为痛心的篇章。在这长达近三个月的肃反运动中，两千五百余名红军指战员不幸丧生，团级以上干部中，竟有六七成被逮捕或杀害，红军的战斗力因此遭受了极大的削弱。

在张国焘的引导下，陈昌浩在红四军进行的“肃反”行动中，承担着无法回避的重要责任。

历经二十五年岁月洗礼，陈昌浩对那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总结：

在“左”倾路线的指引下，所实施的“左”倾肃反政策，对鄂豫皖苏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1931年夏日，当红军主力在皖西的白色区域内展开行动之际，分局接到敌方致12师师长许继慎的一封来信。信函下达后，分局即刻派遣我前往前线，指令红军撤回苏区。由此，一场肃清内部异己的斗争正式拉开序幕。

关于许继慎是否与敌方勾结，当时并无充分的证据可供证实。去年（即1955年6月7日），总政治部保卫部致函于我，信中提及，根据被俘少将高参钟俊的供述，透露出有关主谋策反许继慎叛变的信息。然而，主谋策反并不等同于许继慎有意通敌，这也许仅仅是敌人暗中挑拨离间，意图借刀杀人的伎俩。。”

自然，其中固然夹杂着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然而他们终究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遭遇实属无辜，他们不幸成为了冤屈的受害者。

“‘左’倾的肃反运动严重损害了众多革命干部，导致军队和地方工作遭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亦是鄂豫皖根据地未能持久巩固的关键因素之一。”

张国焘

“我亲眼目睹了这一状况，深怕由此引发严重后果，遂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我身为军委会主席，首先下令各军事单位，严禁擅自逮捕及审讯”。“严禁刑讯逼供”。（张国焘：《我的回忆》，由现代史料编刊社于1980年出版，详见第105页。）歪曲历史事实。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于湖北黄安七里坪正式组建，徐向前同志担任总指挥一职，陈昌浩同志则担纲总政治委员。

陈昌浩虽在政治立场上与张国焘紧密相随，然而二人之间仍存有显著差异。陈昌浩以勇猛著称，在黄安战役中，他亲自驾驭了一架缴获的敌方飞机。（红军称其为“列宁号”）飞黄安上空，投弹散传单。

徐向前回忆录中提及：

这架飞机，成为了红军历史上首架空中战鹰。陈昌浩曾驾驶它穿梭于白区，抵达皖西根据地。那时的他年仅27岁，英勇果断，智谋过人。为确保驾驶员忠诚可靠，他在白区降落时携带手枪，手持手榴弹，以此威慑，确保其听从指挥。

历经黄安、商潢两大战役，陈昌浩与徐向前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友谊与信任，军事上对徐向前的支持不遗余力。陈昌浩力挺徐向前进军皖西，起初持反对立场的张国焘，面对陈昌浩的坚定立场，亦不得不顺应徐向前的主张。

在苏家埠战役中，我军挺进皖西，却因敌援军的突然到来，红四方面军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面临绝境，无路可退，唯有背水一战，方能突破困境。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张国焘产生了畏战情绪，不愿应战，而徐向前则坚定地表示，必须坚决迎战。

此刻，陈昌浩坚定地站在徐向前一方，最终张国焘亦不得不顺应潮流，同意出兵。

在关键的军事议题上，陈昌浩与徐向前的观点不谋而合，坚定地站在了徐向前的立场上。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展现出了其卓越的职责履行能力。

徐向前

徐向前评价说：

“陈昌浩同志展现出卓越的实干精神，为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贡献了宝贵的力量。”

于川地攻克木门的激战之中，陈昌浩身先士卒，奋勇向前，不幸身受重伤。曾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建国后荣膺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明义将军回忆道：

陈昌浩与战士们并肩作战、共同伐木、练习投掷手榴弹，尽管他的岗位似乎安排得不够妥当。然而，当时红军刚踏入川陕地区，正需打开新的局面，指挥员亲自奔赴前线，以勇敢、沉着、无坚不摧的英雄姿态，所展现出的表率作用尤为显著。

1932年10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经历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挫折之后，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不得不撤离根据地，踏上西进的征途。

在关乎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漫川关突围战中，红军一度面临极为严峻的困境，张国焘惊慌失措，进而提出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进行游击战。

徐向前对这种逐步落入敌手、被敌人蚕食的谬误策略持坚决的反对态度。陈昌浩则坚定地站在徐向前的立场上，并表示自己愿意亲自率领前卫部队，开路突围，打破敌人的包围圈。

陈昌浩率领前卫部队，历经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硬闯出一条血路，助力红军在夜幕下成功突围。

在回忆录中，徐向前对陈昌浩在漫川关突围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即便是张国焘，在回顾往事时，亦不得不对陈昌浩在这场关键战役中的显著功勋给予充分的认可。

12月中旬，于秦岭山脉南麓的小河口，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一批对张国焘家长制领导作风产生不满的干部，密谋派人前往中共中央，旨在揭露张国焘的错误行径。

张琴秋与陈昌浩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她积极寻求陈昌浩的助力。然而，陈昌浩认为在当前紧迫的形势下，远赴上海寻求中央的支持并非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应当从内部寻求解决方案。于是，他迅速将此情况上报给了张国焘。

在众怒难平的压力下，张国焘采纳陈昌浩的建议，于12月10日在小河口召开了一场红四方面军师级及以上干部的会议。此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干部之间的关系，促使部队团结一心，共同抵御敌人。

然而，心怀怨恨的张国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成立之际，对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同志痛下杀手，同时将张琴秋予以降职。

张琴秋

1932年年底，红四方面军抵达川陕地区，随后逐步构筑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7月的初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张国焘担任主席一职，而陈昌浩与徐向前则分别担任副主席。

在红四方面军中，陈昌浩实际上已经成为张国焘之后的第二号人物。

踏入四川，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核心中提出了与党中央既定总方针政策相悖的《入川纲领》，高举“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帜，意图背离苏维埃路线，摒弃土地革命。

他们坚决不偏离党中央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在红军在川北根基尚未稳固，面临诸多挑战，且与田颂尧的冲突日益加剧之际，若张国焘一意孤行，坚持其《入川纲领》，并持续对苏维埃运动进行诋毁，必将引发“红四方面军内部的不稳定”，进而影响与田颂尧的战斗，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

同时指出，若中共中央发出指令要求更换领导人，张国焘将面临孤立无援的境地。

面对众怒难犯，张国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全面权衡了局势，最终接受了众人的建议，并做出了让步。

陈昌浩在中共中央北上与张国焘南下之间，陷入了一场痛苦的抉择困境。

1935年五月，中央红军成功跨越金沙江，沿着北上之路继续挺进。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则集结于涪江流域，展开休整与筹粮工作，同时积极扩充红军队伍，为即将到来的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月25日，中央领导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于懋功县的两河口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在雨中，毛泽东亲自接待了张国焘，而陈昌浩则首次与毛泽东相见。

然而，在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途中，目睹中央红军的实力与四方面军相较之下显得薄弱，其野心遂开始膨胀，随之散播对中央的不满之声，并屡次威胁要求中央对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领导层进行改组。

川陕省委亦遵从张国焘的意愿，向中央发出电报，提议强化总司令部与军委，并增设常务委员。

7月18日，陈昌浩向张国焘、徐向前发出电报，同时抄送朱德总司令。

“全局事宜须当机立断，不宜拖延至职位落实。本人坚定地认为，军事领导权的集中至关重要，否则难以高效击败敌人。本人建议，请任命焘同志为军委主席，朱德同志担任总前敌指挥，同时由周副主席兼任参谋长。待中央政治局确定大政方针后，应赋予军委独立决断的权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92年发行，具体内容见第89页。

7月18日，中共中央于芦花之地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

为了维护整体利益，确保张国焘能够北上与红军会合，周恩来毅然决然地辞去了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会议决议指定张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一职，并出任中央军委的首席负责人；周恩来将转任中央常委职务，然而在张国焘对工作尚不熟悉之际，周恩来将暂时提供协助。

会议决议，陈昌浩同志将担任中央军委常委一职，博古同志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同志及红四方面军一名同志担任副主任，徐向前同志出任前敌司令部的司令，而陈昌浩同志则被任命为政治委员。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于毛儿盖周边的沙窝召开了重要会议，就当前形势与各项任务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会议就组织架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之际，一致同意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同志担任中央委员会成员，何畏、李先念、傅钟同志则成为中央候补委员，而陈昌浩、周纯全同志则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外，陈昌浩同志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同志则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朱德与张国焘共同率领红军总司令部，奔赴左路军，部队已启程出发。与此同时，右路军则派遣了由叶剑英指挥的先遣兵团，他们途径墨洼、穿越草地，进而向班佑、包座进发，为全军开辟道路。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毛儿盖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主要议题包括战略方针的制定以及夏洮战役的作战部署。出席此次会议的领导同志包括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和邓发。此外，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以及李先念同志作为列席代表，也参与了会议的讨论。

会议初，毛泽东发言。

遵循中央关于构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指导，红军在挺进夏河地区后，面临两大行动选择：一是向东挺进陕西，二是向西穿越青海。在我看来，主力部队应当向东进发，拓展至陕甘边界，而非西渡黄河。

他主张红军北上后，应将洮河流域确立为根据地。该地背倚广袤的草原，川军难以轻易进犯。加之邻近青海的回族聚居区，我党民族政策的妥善实施，使得回族民众不会对我方产生敌意。若东进遭遇阻碍，黄河以西亦可作为战略退却的路线，不失为一个明智之选。

在毛泽东发表言论之后，陈昌浩紧随其后，亦发表了见解。他立场鲜明，坚决认同毛泽东的提议，同时主张应迅速北上，集中优势兵力，向东发动猛攻，以贯彻中央既定的战略方针。

在会议中，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以及徐向前亦相继发言。众同仁的陈述无一不表露出对毛泽东意见的支持。对此，毛泽东显得尤为高兴，并在会上特别称赞了陈昌浩的发言。

毛儿盖会议会址

毛儿盖会议对夏洮战役的战术安排进行了关键性的调整，将原本的右路军转变为北进的先锋力量。会议结束后，右路军便踏上了征服广袤草原的艰巨征程。

为了争取张国焘一同北上，毛泽东特地约见陈昌浩与徐向前，力图说服他。随后，三人联名向张国焘发出电报，阐述北上的诸多理由。此后，陈昌浩和徐向前亦多次向张国焘发出电报，反复陈述北上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张国焘坚持南下。

9月8日夜晚22时整，张国焘悄然违背朱德意志，擅自以二人共同名义，向徐向前与陈昌浩发出急电，指示他们指挥右路军做好南下的准备工作。

陈昌浩首先目击了那封电报，遂将其呈给徐向前商讨。事态已演至如此境地，陈、徐二人皆处两难之境，颇感困扰。徐向前言道：

“鉴于问题的重大性，必须向中央汇报，你还是亲自走一趟为宜。”

陈昌浩表示赞同，遂立即携带电报，前往张闻天与博古等人处。入夜，陈昌浩来电，通知徐向前前往周恩来住所召开会议。遗憾的是，周恩来当时正患病，尚未康复，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起床。

在会议前夕，毛泽东同志已草拟了一份要求张国焘同志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报文稿。在会议中，该电文被宣读，随后毛泽东同志要求陈昌浩同志和徐向前同志对此表明立场。陈昌浩同志明确表示赞同电文内容，并提出建议，力求确保左右两路军一同北上；若此计划难以实现，不妨考虑南下的可能性。徐向前同志亦表示支持中央的决策。

会议结束后，中央特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等人的名义，向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发出紧急电报，敦促他们即刻北上行动。

9月9日，夜幕降临至子夜时分，张国焘再度向徐向前与陈昌浩发出电报，同时亦致信中共中央，持续宣扬其坚持南进、抵制北行的错误立场。

此刻，陈昌浩在张国焘的压力之下，放弃了原先的立场，转而同意了南下的决定。

徐向前对一、四方面军的合并与分裂持保留态度，尤其反对红四方面军被分割成两部分，因此，在无奈之下，他最终也只能同意南下的决定。

陈昌浩遂亲自跨上战马，急速赶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驻地，以汇报张国焘来电的内容，以及他本人与徐向前的共同意见。

陈昌浩归来后，面带不悦，向徐向前透露，他在中央受到了一番严厉的批评。

中央红军已于夜间悄然离去，并且还撤除了警戒哨。

有人不明真相来电咨询。

“中央红军已撤离，但他们依然保持警惕，我们是否需要发起攻击？”

陈昌浩手持电话询问徐向前。

“怎么办？”

徐向前说：

“岂有红军自相残杀之理，务必让他们遵从指挥，绝不可擅自开火。”

徐向前回忆道：

陈昌浩表现可嘉，他当时完全采纳了我的观点，并及时作出回应，成功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身为政治委员，他握有最终决策大权。若他情绪化地作出决定，坚决主张开战，我恐怕难以加以阻止。在此方面，我们无法否认陈昌浩同志在维护团结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十月伊始，张国焘抵达卓木碉后，便迅速加紧了其分裂党的行动。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白莎喇嘛寺主持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尽管朱德曾力加劝阻，但他仍旧我行我素，采取出其不意的手段，公布了所谓的“临时中央”名单，并自封为该临时中央的总书记。在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他据此通过了决议。

更甚者，还公然宣布了对中央领导人的所谓“处分”，将他的反党行径推至顶峰，堪称登峰造极。

面对此情此景，徐向前与陈昌浩均感措手不及，未及作出任何回应。

秉持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指导，陈昌浩与张国焘之间爆发了他们合作生涯中的首度公开争执。

至1935年七八月之际，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莫斯科盛大开幕。此次大会确立了构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指导，并对阻碍该方针实施的“左”倾封闭主义进行了批判。

12月，共产国际的使者张浩（林育英）历尽艰辛，跋涉穿越蒙古的广袤沙漠，抵达陕北，及时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精神。

林育英，作为共产国际的使者，致信张国焘，明确表示“共产国际全面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建议张国焘设立西南局，并直接隶属于代表团，以此作为与党中央建立横向联系的过渡措施。这一建议为张国焘提供了下台的台阶，并最终促使他同意北上的决定。

听闻林育英传达的最新精神，陈昌浩倍感振奋。他毅然突破张国焘的阻挠，在政治部编纂的《红色战场》与《红星》小报上，率先发布了这一重要信息以及中央红军在陕北取得的辉煌胜利。

在北上征途上，红四方面军于甘孜之地与红二方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设立西北局，张国焘被任命为书记，而任弼时则担任副书记一职。在此过程中，张国焘不得不放弃了他所主张的“第二中央”。

9月16日至18日，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召开会议，旨在研讨行动策略。会议结束后，陈昌浩与朱德同志常会与张国焘同志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军事行动的相关事宜。

陈昌浩与朱德持有相同见解，均力主北进至静宁、会宁一带，以期与一方面军会师，进而与敌军展开决战。

张国焘的观点是，鉴于一方面军的主力无法南行，若四方面军单独在西兰大道地区作战，实属不利。因此，他主张西渡黄河，占据古浪、红城子等地，以便伺机支援一方面军渡河，并夺取宁夏，进而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战略目标。

在本次会议中，陈昌浩与张国焘携手共事以来，首次公开发声，明确表达了对张国焘观点的反对。两人争执愈发激化，各执一词，互不让步。在僵持不下之际，双方均表示将各自立场向党中央进行汇报。

然而，第三日，张国焘忽然宣布辞去职务，迁往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居住。当日的黄昏时分，张国焘又特地派人传令，要求会议得以继续召开。

陈昌浩、朱德以及西北局的同仁们匆忙赶往张国焘的居所。在会议中，多数与会者均倾向于支持朱德与陈昌浩的提议，张国焘最终不得不让步，放弃了原先的立场。

9月18日，朱、张、陈三人联名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

然而，张国焘却在会议结束后食言而肥，公然反对北上方针，力主西进，且以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身份擅自调遣部队。

闻悉此事，陈昌浩怒不可遏。他与朱德、刘伯承一致认同北上的方针，深觉张国焘的决策谬误，坚信自己有权力纠正这一错误。陈昌浩随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发布指令，要求左翼部队暂停西进，整装待发；同时，右翼部队亦停止撤退。

在陈昌浩的指令下达之后，张国焘于深夜三点多便匆匆赶到。他向陈昌浩陈述了以下三点：

陈昌浩无权修改计划。

其次，下达的指令存在误判，当前革命局势下，理应保留四方面军。

第三，一旦会合，一切便告终结。届时，我们被迫交出兵权，遭受党籍的剥夺，并面临军法的严惩。

张国焘悲痛流泪。

陈昌浩坚决回应：

决策之权，须以是否符合中央的指示为衡量标准，显而易见，你的抉择已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务必迅速集结，一旦汇合，便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分裂态势对于我国的革命事业并无益处。身为党员，我们必须勇于承认错误，并主动向中央坦白，静候中央的裁决。泪水无法弥补过失，唯有行动方能证明决心。

张国焘见陈昌浩态度坚定，遂意识到进一步言辞已无实际意义，遂转身离去。

陈昌浩原以为他已归寝，于是打算次日再前往漳县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向徐向前详细说明情况。然而，夜幕尚未完全降临，张国焘便急匆匆地赶到了漳县。得知此事后，陈昌浩也迅速骑马赶了过去。

夜幕降临，张国焘火速抵达漳县红军前敌指挥部。踏入门扉，他即刻吩咐徐向前召集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一众将领，语气坚定地说：“我已无法胜任主席之职，便由昌浩接替吧！”随后，他向众人详细阐述了自己与陈昌浩在军事行动上的分歧之处。

此次，张国焘与陈昌浩的共事生涯中首度爆发了激烈的公开争执。鉴于张国焘还背负着另立“中央”的重负，他的情绪尤为激动，泪水纵横，指责陈昌浩反对自己，“我这个主席之位已难维系，就让昌浩接替吧”，“我已力不从心，将前往陕北，准备接受牢狱之刑，甚至可能被开除党籍。至于四方面军的事务，中央自会委托陈昌浩全权处理”，进而挑拨陈昌浩与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

在众人的慰藉声中，张国焘逐渐恢复了平静，随后他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我四方面军北上抵达静会地区，此处正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军决战条件不利；陕甘北部土地贫瘠，民众生活困苦，不利于大部队解决粮食补给问题。若将部队转移至河西兰州以北地区，情况将大为改观。”

从军事视角审视，普遍认为张国焘的观点并非全然无理。张国焘试图离间陈昌浩与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的阴谋似乎取得了一定成效，众人纷纷误以为陈昌浩此时存有取张国焘而代之的意图。鉴于此，现场迅速制定了第二套行动计划。

抵达漳县之际，陈昌浩目睹众人普遍赞同张国焘的提议，自知己方立场难以扭转，遂放弃了对原有方案的坚持。

9月21日，张国焘向朱德发出电报，明确表示对静会战役计划持坚决反对态度，并主张独立实施第二方案。同时，他亦要求朱德前往漳县进行商讨。

朱德在接到电报后，即刻展开行动，一方面向中共中央以及在陇南的二方面军领导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等人发送了电报，另一方面，他也通知了参加过岷州会议的其他西北局委员，要求他们赴漳县召开会议。

“岷州会议的决策系由西北局全体成员共同商议而定，张闻天在会上虽表示遵从并签署了同意，但为何抵达漳县后态度却发生逆转？即便张闻天身为党的领导，亦应依照既定决议行事。”

即静会战役计划），难道他们全都判断失误了吗？

陈昌浩坚定地表明立场：我全力支持第一个方案。至于第二个方案——即张国焘同志提出的西进计划——未经西北局会议充分讨论，其责任应由国焘同志承担。

在会议中，陈昌浩毫无保留地指出了张国焘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行径，他未经批准擅自修改西北局的决策，将个人意志置于党组织之上的严重错误行为。

鉴于他已无障碍地正常履行职权，且为表达对张国焘的不满，陈昌浩在本次会议上明确宣告，他无法再担任政治委员一职。

鉴于众人普遍认为此刻渡过黄河恰逢其时，且能避开与胡宗南部在西兰大道上的正面冲突，最终会议还是采纳了张国焘提出的西进计划。

在9月26日，中共中央向四方面军发出电报，明确表达其坚定的反对立场。同时，中央军委亦向朱、张、徐、陈等人发出电令，敦促他们继续北上。紧接着的9月27日，中央正式下令，禁止四方面军西进。

此刻，张国焘接到了西进先锋部队的战报。黄河彼岸已步入封山时节，气候酷寒，对大部队的作战极为不利。因此，他果断放弃了西进的战略，转而同意了北上的决策。

9月29日，我军四方面军总部发布了向静宁、会宁地区北进的指令。

1936年10月8日，历经艰苦卓绝的征程，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终于在会宁地区圆满实现了胜利的会师。

延安批判张国焘，陈昌浩参与其中。

于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宁夏战役计划》。紧随其后，在10月11日，中共中央以及中央军委共同颁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

11月8日，中央作出决定，将河西部队更名为西路军，并设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陈昌浩担任主席，徐向前担任副主席，从而开启了这场充满悲壮色彩的西征之旅。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西路军最终未能成功，以失败告终。

1937年3月14日，在甘肃石窝山南麓，陈昌浩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陈昌浩庄严宣布：

军政会作出决议，指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及副主席徐向前两位领导同志撤离部队，实施突围，返回陕北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同时，委派李先念、李卓然等同志负责指挥剩余部队继续突围。

1937年8月底，陈昌浩终于踏上了心驰神往的延安土地。在他抵达的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刚刚落下帷幕。原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傅钟等先行回到了延安，并参与了此次会议。然而，因健康原因及回乡探亲，陈昌浩未能亲临这场至关重要的会议。

洛川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露端倪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其历史地位尤为显著。会议期间，正式组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全新中央军委，成员阵容扩充至11位，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杰出领导人。

陈昌浩的昔日战友徐向前赫然在列，跻身中央军委领导行列，成为该机构中红四方面军的唯一代表。

在洛川之地，陈昌浩相继晤面了与会于洛川会议的彭德怀、徐向前以及张国焘等诸位要员。

西路军西征的失利，标志着曾经威震一时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军事生涯走到了尽头。在洛川会议的召开中，陈昌浩的缺席以及中央军委成员的调整，使得他的政治生涯发生了显著的转折。自那时起，他不再担任党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常委、军委主席团成员）以及红军（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领导职务。

尽管中央并未对负有西路军失败一定责任的陈昌浩予以处分，然而，陈昌浩作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职业生涯亦随之画上了句号。

8月底，陈昌浩抵达延安，被安置于杨家岭的窑洞之中，自此着手撰写对西路军战败的深刻反思。

经过一个月的辛勤笔耕，他陆续完成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及《第二次报告书》的撰写。

在《报告》中，陈昌浩针对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命渡河执行作战任务一事，提出了三条与史实不符的错误论断：

首先，“尽管我们遵照总部命令，率领三个军渡过了河流，但这一行动却违背了军委的初衷。国焘同志下令三个军，乃至全军渡河，明显是在贯彻其一贯的撤退策略，而非切实执行宁夏战役的既定计划……”

其次，当时我们同意三个军渡河的行动，表面上是出于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考虑……然而，实质上这违背了军委的初衷，误解了宁夏战役计划的真正意图，反而成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际执行者……

然后，他甚至直言，“过河之举本身就根本是错误的”，诸如此类。

显而易见，陈昌浩的言论全然错误。实际上，我们的渡河作战严格遵循了中央军委颁布的《宁夏战役计划》及《十月份作战纲领》，而非继续执行张国焘所主张的西进退却策略。

陈昌浩为何在此发表不合己意之词？这与他抵达延安前对张国焘展开的深入批判所形成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西路军作战及其失败的严苛评价有关。

193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何在》的深入文章，从而拉开了对张国焘进行批判的序幕。

在3月27日至31日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在此会议上，张国焘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白，同时，有超过30名与会者对他的言行提出了批评意见。

31日，张闻天在会议尾声发表总结性讲话，明确指出国焘路线存在三大问题：首先是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其次是军阀土匪主义思想，最后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行为。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决议》指出：西路军失败。

西路军之所以在向甘北进发过程中遭遇重大挫败，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有效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西路军西征的挫败，实则与张国焘并无直接联系。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他，实与历史真相不符。

在西征途中的西路军期间，张国焘以私人身份向西路军发出的电报仅有两封，分别是在1937年1月8日和同年3月4日。从电报的内容分析，其立场与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

在前一封电报中，张国焘着重提出，务必在军队内部，尤其是干部阶层，大力提升党中央以及中央军委的威望。

在后续的电报中，张国焘对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各位同志进行了直接的批评，他指出：“你们先前来电所述的损失责任归咎于军委，实为不妥。”

西路军的失利被视为“国焘路线的恶劣后果”，西路军被定性为“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此举对西路军而言实为不公。自渡河起，西路军便始终处在中央的紧密指导下行动，然而，所承担的任务却时常变动无常，时而东进，时而西行。受制于种种主观与客观因素，最终导致了其不幸的失败。

实则，中央对于西路军的使命设定，已超越了其自身所能承担的范围，此与“国焘路线”关联不大。西路军为保障中共中央的安全、协助河东红军的战略撤退、响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孤军奋战，浴血拼搏，赢得了显赫的战功。然而，他们却背负着“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沉重罪名。

在延安的抗大，曾发生一起事件，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包括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陈再道等十数位军师级别的将领，竟然计划携带武器离开，意图返回四川进行游击战。

这些情况无疑给陈昌浩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毕竟，在历史的长河中，陈昌浩与张国焘的关系颇为亲密，他在四方面军中位居张国焘之下，是仅次于张国焘的重要人物。面对张国焘所遭受的严厉批判，陈昌浩不得不与张国焘“划清界限”，他的态度并非完全出于公心，而是有所保留，这样的做法也并非难以理解。

在《第二次报告书》中，陈昌浩屡次重申，西路军之所以遭遇败绩，根本在于未能有效抵制国焘的错误路线，未能全面贯彻中央的指导方针。他不禁将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的路线失误牵强地联结，显得颇为不妥。

西路军受中央领导。

其次，西路军正为完成党的使命而奋力拼搏。

陈昌浩指出：

西路军自诞生之初，便始终坚定地遵循党中央与军委的英明领导。尽管在执行中央与军委的指示方面存在不足，但自成立伊始，西路军便始终坚定地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旗帜之下，不懈地为之奋斗。

即便西路军在战略上遭遇了彻底的挫败，我个人亦深感自己犯下了严重的过失，然而我依然坚信，西路军所秉持的政治方向，正是严格遵循中央正确路线的体现，而非延续那与中央路线背道而驰的张国焘路线。

陈昌浩的意见符合史实。

关于西路军失利之因，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学界进行了切实求是的深入研讨。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西路军的前任总指挥徐向前，在其所著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对任务执行、战场主动权把握以及独断专行的决策方式，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1982年，我国国家主席李先念，曾担任西路军30军政治委员，应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嘱托，着手对西路军失败之因进行深入探究。翌年2月25日，一篇题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的文章正式成文。

本文全面梳理了历史全局、河西走廊的地理环境以及敌我双方的优势与劣势，进行了深入总结。与陈昌浩在延安所作的报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核心的一点便是西路军始终如一地履行着中共中央赋予的使命。

“1936年10月下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令，我四方面军一部毅然西渡黄河，投身于宁夏战役的伟大征程。进入11月上旬，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渡河的部队被正式命名为西路军。在这段充满挑战的岁月里，西路军凭借顽强的意志，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孤军奋战长达四个月，共歼灭敌人超过两万人。然而，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西路军在1937年3月最终未能幸免于败。”

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桑洗礼，陈昌浩所提出的两项核心观点，终得以揭示其本真面貌。

随着检讨西路军失败教训工作的落幕，陈昌浩同志首先被分配至中共延安县委宣传部任职，随后又被调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担任宣传科科长以及国际宣传科科长的职务。同时，他还肩负起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与马列学院三所院校的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任务。

陈昌浩心中也曾涌起过委屈之感。张国焘虽犯了分裂党中央与红军的严重错误，却仍旧保留了要职，甚至在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还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相较之下，自己在红四方面军的历次征战中贡献良多，如今却突然沦为一名普通科长，这让他深感不公。

他毕竟久经党的培养与教育，身为一位高级干部，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淀后，他迅速恢复了内心的平静。

1939年夏日，陈昌浩远赴苏联寻求医疗救治，直至1952年重返祖国怀抱。此后，他历任马列学院副院长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要职。

陈昌浩

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终年61岁。

1980年8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陈昌浩同志举办了一场庄重的追悼会。在场的有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等同志共同缅怀。

张国焘于1938年4月，在武汉地区背叛了革命队伍，投靠了国民党，沦为了一名令人不齿的叛徒。

新中国成立之际，张国焘流落海外，起初定居于香港，凭借撰写回忆录，从美国堪萨斯大学获得稿酬以维持生计。

1968年，当中国大陆陷入“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之中，香港亦未能幸免。身为一名叛徒，张国焘心中充满了忧虑与不安。为了逃离这场灾难，他选择远赴加拿大，那里政治环境相对宽松。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多伦多的一所养老院离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