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毛泽东提出了“知识青年应当投身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极为必要”的指导方针。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演变为一场席卷全国的重大社会行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上山下乡”成为了“文革”时期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将知识青年推向了农村的极端，从而深刻地重塑了那个时代的面貌。到了1978年，云南知青的集体抗争事件，拉开了全国知识青年大规模返城的序幕。

截至1978年年底，那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已走过十个春秋。全国投身农村与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累计人数已突破2000万，而仍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实际人数更是高达1000万。

一类人选择投身农村，与农民同住共处，并肩劳作，通过赚取工分实现自给自足。若有良机，他们或许能被调回城市。另一类则是投身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他们虽以战士之姿示人，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领取微薄的薪酬，却因种种限制，无法通过招工途径重返城市，亦不能转变为干部。此类知识青年总数约为200万，约占全国知识青年总数的五分之一。

“若不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乱象恐将迟早滋生！”

正值1978年岁末，一场席卷全国范围的云南知青返城风潮应运而生。

此次运动的起源，实则源于当年秋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历时四十余天的热烈讨论后，会议最终达成了共识，发布了《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该决议不仅对“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工作的所谓“辉煌成就”给予了高度赞扬，而且明确指出，未来仍需“有计划地引导城镇知识青年投身农村，实现与工农阶级的深度结合”。

《四十条》进一步明确，今后农场（兵团）的知青将统一按照国营企业职工的标准接受对待，不再享有国家知青政策的特殊优待。这一规定无情地打破了200万滞留在边疆的兵团知青的梦想。他们曾无私地为边疆的建设贡献了宝贵的十年青春，却最终被剥夺了返回城市的权利。

上海女知青徐玲先的突然去世，在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引发了一场风起云涌的动荡。

徐玲在生产过程中不幸遭遇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沉溺于酒色，悲剧性地导致了母子二人的生命戛然而止。这消息如风暴般迅速在农场传开，引得知青们纷纷前来，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在场的人们无不悲痛，他们卷起裤腿，头戴黑纱，或手捧小白花，以示哀悼。

最初，这群知识青年仅是闲聊一番，然而不久便酝酿出了初步的念头，那就是向农场领导恳请批准举办一场追悼会，并强烈要求对导致徐玲母子不幸丧生的责任人实施严厉的惩处。紧接着，他们接连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提升知青待遇和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诉求。于是，由女知青不幸离世所引发的广泛不满，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关乎知青整体命运的抗议浪潮。

历经两日的僵持，知青们无奈之下采纳了一项极端的举措。他们背负着徐玲先的遗体，沿着通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崎岖道路，步履维艰地继续前行。

云南省委迅速发出紧急命令，着重指出必须积极调处矛盾，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在此同时，一位中央领导也对此发表了重要谈话。全国各建设兵团以及边疆农场均收到了上级部门发布的紧急通知，要求严格监控知青的动向，以防止连锁反应的发生。

知青向州委提三请求。

惩处肇事医，追责。

继而，我们必须加强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以期彻底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上演。

第三，举行追思会以纪念故人，确认其烈士称号，同时向逝者家属提供丰厚而周到的抚慰与关照。

尽管这一请求并不算过分，却未能赢得州领导的支持。随后，知青们在景洪发起了一场抬尸游行，周围迅速聚集了众多围观者。

第四日，领导们终现身前，带来了上级的正式回复：首先，将严肃处理涉事医生，并严格追查其责任；其次，徐玲同志将享有因公殉职的相应待遇，并批准举行追悼会；再者，将加快推进知青政策的落实，责令农场即刻着手提升医疗卫生水平，并全面协调解决知青在生活各个方面的困难。知青们的合理诉求，已基本得到妥善解决。

然而，当这支请愿队伍踏上前往景洪的征途，他们意外地遇到了另一支同样引人瞩目的队伍。这是一支奋起抗议的庞大队伍，他们手中的两块横幅上，赫然书写着两行激昂的文字：“知青当为人！”“知青欲归城！”

此次知青大规模罢工的领军人物，系一名源自上海的知青丁惠民，其出身于一个饱学之士的家庭。

丁惠民鼓舞那些犹豫不决的年轻人说：“难道你们愿意将一生奉献给知青的身份？命运的航向如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是选择终身扎根，还是坚定信念，除了回家别无选择！正如《国际歌》所唱，我们无需仰赖神明或帝王，唯有依靠自我救赎。想想那十年的青春岁月即将流逝，你们还在迟疑什么呢？”

短短数日间，景洪农场的12个分场知青迅速凝聚力量，共同组建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在小组宣言的感召下，丁惠民顺应众意，被一致推选为总指挥。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云南省委感到措手不及，于是紧急派出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展开了直面对话。

省州工作组的高级官员以一种俯视的姿态接待了知识青年代表，并发表了一些颇具说教性质的讲话，这激起了知识青年们的强烈反感。丁惠民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官员并无真正沟通的意愿，随即提出一个令他们尴尬的问题：“尊敬的各位领导，我有个问题想请教。请问在座各位，家中是否还有子女在乡村从事知青工作？我期待一个直接的答复。”此言一出，领导们立刻陷入了沉默。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人有子女仍在乡村担任知青。领导们因此怒火中烧，对丁惠民和其他谈判代表怒目而视，大声斥责。

知青代表罢工抗议离场。

在罢工活动达到高潮的关键时刻，中央知青工作会议于北京正式落下帷幕。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会议的决议，这一行为如同向燃烧的烈火中猛浇一桶油，激起了知青们更加激昂的愤怒情绪，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他们要求返回城市的决心。

1978年12月14日，参与罢工的知青群体向州委正式提交了北上请愿的申请书，却遗憾地未能获得期待中的反馈。面对这一不容乐观的情形，他们毫无畏惧，果断组织起队伍，毅然踏上了前往北方的征程。此举再次加剧了冲突，新一轮的斗争随之展开，拉开了序幕。

一封匿名航空信，自北京寄出，如约落入了丁惠民手中。信内所载内容，清晰地显示出写信人对当地发生的事宜了若指掌。他向参与罢工的决策者们传递了一条至关重要的信息：北京高层对上山下乡运动存在严重分歧。所谓的《四十条》并非众多资深同志的共识，传闻邓副主席已对知青问题作出新的指示，种种迹象都指向了这个方向。

“……我父亲说，知青的难题终将迎来破晓之光，但务必避免急功近利的心态。”

这两封信极大地鼓舞了罢工的组织者们，赋予他们无尽的信心与坚强意志。据此，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继续北上，并公开发表了《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在北上请愿团的成立大会上，丁惠民发表了讲话：

我们的责任所在，便是代表云南农垦的十万知识青年，亲自向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呈递请愿书，并作口头汇报，旨在揭示并反映过去十年上山下乡政策中暴露出的诸多偏差与问题。我们的宗旨与使命，便是将农垦知识青年共同的心愿——即返城的要求，直接传达至尊敬的华主席和邓副主席。我们的诉求既合情又合理，与党的意志、人民的意愿以及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我们坚信，一旦党中央充分了解农垦知识青年的实际情况，必将对我们的这一正当合理的请求表示同情与理解。

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知青请愿队伍最终战胜了省、州工作组，顺利抵达昆明，并正式入住云南农垦总局的接待所。

“云南省委办公厅转达给知青请愿代表团，中央原则上对你们的北京之行表示不支持。请各位立即返回农场，全身心投入革命生产，并积极与当地党委协作，共同落实知青相关政策。”

省委领导的面容凝重，语气中蕴含着严肃的警示：“同志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有悖于社会稳定和谐的错误行为，迅速返回农场，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和生产的大潮中。否则，你们将犯下更加严重的错误！”

不达目标，绝不放弃！

12月28日的午后，一支由近九十名知青构成的请愿代表团，手举旗帜，步伐坚定，步入铁路轨道。他们在昆明火车站东侧大约两公里的羊方凹区域，集体选择卧轨进行抗议，此举导致当天从昆明发车的多趟客运与货运列车遭遇了阻碍；与此同时，昆明作为连接京沪、京广、陇海等主要铁路干线的交通枢纽，其交通要道被迫中断。

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极大震惊。成千上万的昆明市民和学生们，不畏严寒，纷纷前往羊方凹，争相目睹这一幕。当晚，省、市委立即组织工作组，赶赴事发的卧轨现场，展开说服和劝阻工作。与此同时，大批军警按照命令抵达羊方凹，随时待命，准备采取必要行动。

六十小时悄然而逝，铁路线依旧中断如初，即便是那些无声驶向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亦不得不在此驻足。

历经三天三夜的漫长煎熬，云南知青集体卧轨的事件最终引发了北京高层的高度重视。

12月31日的破晓时分，北京方面向云南发送了电报，明确表示对知青请愿团进京表达意愿的许可，并特别指出参与人数应严格限制在三十人以内。

喜讯传遍羊方凹，欢腾声浪如雷贯耳。在激昂的欢呼声中，知青们不禁热泪盈眶，相拥而泣。凭借不懈的努力，他们终于引起了北京的瞩目，赢得了应得的尊重。1979年1月2日，一场大雪过后，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些身着单薄衣物的云南青年。丁惠民站在月台上四顾，却不见有人前来接应，安排与中央领导会面的事宜。内心的轻慢与冷漠激起了他胸中的怒火，他毅然下令：“全体集合，高举我们的旗帜，列队前进。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

三十位皮肤因阳光晒得黝黑、衣着略显朴素的男女知青，步履坚定、面容肃穆地分列成两队，沿着积雪发出吱吱声响的路面，朝着天安门广场进发。一面略显褶皱的旗帜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旗帜上醒目地写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的字样。

接连两日，北京市的居民、知青家长们，以及大批返乡度假的知青们，纷纷涌入广场，表达对云南知青请愿团的坚定支持。各式各样的食品、饮料和保暖衣物堆砌如山。众多外国记者争相举起相机，快门声不绝于耳，将中国知青的最新动态迅速传遍全球。

1月3日下午，两位身穿中山装的先生穿梭于人群中，直接来到了知青队伍前。在出示相关证件并进行自我介绍后，他们说道：“打扰各位了，请问丁惠民同志在吗？烦请大家随我们一起前往，我们已安排好招待所的住宿，中央领导人将在次日接见大家。”

来自云南的赴京知青请愿团代表们，终于迎来了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在认真聆听了知青代表们对边疆农场现状的详尽汇报后，均发表了充满深情的感言。首长们的言语真挚动人，既为知青们的困境给予了慰藉，又给予他们以激励，同时也不无委婉地提出了些许批评。

关于上山下乡的正确与否，领导们并未予以评价。他们只是吩咐知青们返回故土后，“务必将生产工作做好，建立起公共食堂，饲养好猪群，同时，也不忘养殖家禽，如鸡、鸭，更要种好蔬菜……你们应在那里扎根生活，把那里当作家园，共同营造一片新乐土……”领导语气凝重，缓缓道来：“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你们的眼界要更加宽广，目光要更加远大，我们对你们抱有极高的期望。你们的意见，我们会负责转呈党中央。中央已派遣农林部副部长和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前往你们所在的地区。你们回去后，需协助农场干部改进工作作风……”

在会晤落幕之际，首长依次与知青代表们握手致意。随后，他亲切地直接呼唤了丁惠民的名字，特意将他留下，详细地询问了他的近况。

1月24日，丁惠民与另外两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向王震同志致信，并以谦逊的姿态，倾吐了几句自省之语。

数日之后，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了来自云南的知青代表。此次接见及其展开的深入交谈，以及知青们所发出的检讨电文，均荣登全国各大中小报纸的显要版面，牢牢占据头版头条的位置。

元旦佳节将至，一支来自云南省的工作团队已然抵达勐岗农场。此行的目的是在农场总部召开一场知青代表大会。

工作组的主导由省知青办公室的副主任担纲，他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资深干部。踏上台阶，他环视四周，紧接着便开始朗读讲稿：“各位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朋友们，以及奋战在生产前沿的广大青年工人、干部、党员和团员同志们……”

那些前往农村的年轻人立刻愣住了：“能否请您重复一下，刚才开头的那句话是什么？”

副职未能准确领会听众的弦外之音，于是不假思索地又将先前的话重复了一次。这立即激起了观众的骚动，现场氛围顿时变得犹如滚烫的沸水：“我们自始至终都是知青，你们究竟在玩什么把戏？为何辛勤耕耘十年，最终竟连我们的知青身份也被剥夺……”

现场秩序陷入混乱，知青们的情绪如同汹涌的潮水，激昂至极。其中，有人更是悲痛欲绝，现场失声痛哭。众人纷纷涌上讲台，对副主任提出了尖锐的质问。此时，副主任方才意识到，自己的开场白已经激起了众人的愤怒。尽管如此，面对众人的质疑，他依旧试图强词夺理，辩称自己的说法是依照中央最新发布的《四十条》规定，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尊敬的知识青年同仁、战友们，作为曾经的兵团知青，我们的使命源于党的召唤和毛主席的教诲，投身边疆的知青生活，初衷并非求职。这一点至关重要……随着兵团的撤销和“文革”的结束，为何还有人肆意歪曲我们的知青身份，剥夺我们应得的知青政策权益和重返城市的权利？我们无法接受《四十条》。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论是个人的言论还是领导层的指示，若它们不尊重事实，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那么我们将坚决不予认同！

新知青罢工再起。

此刻，一支自称隶属于中央调查组的六人小组已抵达勐岗。

勐岗农场的知青们以无比的热情迎来了中央调查组的莅临：成千上万的青年们从农场各处涌出，沿途数公里绵延不断，夹道热烈欢迎。在农场大门前，一座由鲜花环绕的牌楼傲然矗立，彩旗飘扬，横幅上鲜艳地书写着：“热烈欢迎，来自北京的亲人”。

每一名知青心中都怀揣着期盼，深信一旦中央调查组对农场知青的实际状况有了深入的了解，那些《四十条》中不公的条款定将得到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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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组成员的内心逐渐涌起不安。此行的任务并非旨在解决实际问题，他们主要负责传达《四十条》的精神实质，解读相关文件的核心内容。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借调查之机，进行了一场例行公事。更令人棘手的是，他们并非由北京直接派遣而来。

意识到自己遭受了欺骗，知青们愤怒难耐，不少人的情绪激动到几乎冲上前台，欲对那些伪装成中央调查组的骗子施以拳脚。幸好，罢工指挥部迅速作出决策，将那些冒牌调查组成员安全撤离会场，并立即将其驱逐出境，这才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升级。

罢工指挥部已作出决定，自即日起，罢工行动将全面升级。同时，已向中央及省委发出紧急通电。若真正的中央调查组在三日内未能抵达勐岗农场并对知青们的合理诉求给予回应，勐岗农场的知识青年们将发起一场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千人大规模绝食抗议行动。

他们齐声高喊出一句充满激情的口号：“誓不返城，宁为玉碎！”

仅仅三天便在弹指一挥间消逝。当1月23日的夜幕低垂至7时，电力接入的截止期限已悄然来临，然而中央调查组的消息依旧杳无音信。

夜幕低垂，九点钟的钟声敲响，首批响应绝食号召的男女知青，共计311人，于露天会场井然有序地集结。经过一场庄严肃穆的宣誓仪式，他们依次踏入绝食的阵地。

他们的宣誓仪式洋溢着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气息，每人手捧一碗酒，以血为盟，誓言庄重。盟誓既毕，众人齐齐跪地，面朝故乡，右手紧握拳头，誓言声激昂有力。这一幕悲壮古朴的宣誓场景，激起了参与者和旁观者心中的豪迈之情。万余名知青为即将投身绝食行列的勇士们送行，泪水如雨，哭声震天，场面感人至深。

几分钟后，一份事先拟就的电报稿通过电话传到县城邮电局值班室。以后，每隔两小时，勐岗农场知青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当地县、州、省委以及北京通报一次绝食现场情况。

在知青们发起绝食抗议之时，一支由中央紧急派遣的调查队伍火速抵达勐岗，队伍的领导正是调查组的组长鲁田。鲁田，身为农林部副部长，同时兼任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并担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他是一位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磨砺成长的老干部。

年初伊始，他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远赴云南进行实地调查，其目的在于妥善应对由农场知青引发的这场罕见的罢工事件。他的首个行动是抵达西双版纳，亲眼目睹了边疆农场的落后与秩序混乱，心中不禁涌起深深的感慨。

在橄榄坝农场的广袤土地上，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知青们为鲁田师傅精心烹煮了一锅“鲜鱼汤”。然而，这所谓的“鲜鱼汤”却名不副实，汤中空无鱼影，其味道苦涩，腥臭之气令人难以忍受。原来，他们竟然用河中布满绿苔的鹅卵石来熬制这汤，却仍旧给它冠以一个动听的名称——“鲜鱼汤”。在这片土地上，知青们几乎每年有半年时光，都在品尝这种所谓的“鲜鱼汤”。

鲁田眼见那些矮小、潮湿的茅屋，屋顶尖端已被岁月的风霜侵蚀得乌黑，破损不堪，漏洞星罗棋布。屋内墙角与床下，顽强地冒出丛丛野生的蘑菇。在这简陋的居所里，每一间房屋往往挤满了两对乃至更多的青年男女，他们大多处于未婚同居的状态，甚至有的家庭已育有两三个孩子。

知青队伍中的健康状况令人震惊，伤病比例之高令人瞠目结舌。贫血病例几乎遍布所有人，高达百分之九十九，营养不良的情况同样普遍，比例也达到了百分之百。此外，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的患者比例也全部达到百分之百。令人倍感遗憾的是，女性知青中，患有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者比例亦接近百分之百。更令人痛心的是，知青队伍中的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尤其是自杀率，位居各类死亡率之首，令人唏嘘不已。

这映照出全国知识青年生活现状的一个令人心碎的片段。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与成果，是否应持续实施，这一问题亟待我们深思熟虑。鲁田回忆起，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屡次重申必须坚守“既定方针”，毫不动摇地拥护上山下乡的政策。尽管会议期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但最终还是在重重困难中艰难通过了相关决议。

鲁田亦有所听闻，近日北京城中流传着邓小平先生一句颇具幽默感的言辞：“我们投入了300亿，却换来了三方的失望：知青们不甚满意，家长们心生不悦，农民亦然。”鲁田沉思良久，小平同志此言非同凡响，这似乎正是那位智慧与勇气并存、历经沧桑的老革命家所发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试探气球。

应广大知青的热切呼唤，调查组与知青们的见面大会立刻在山坡上的露天会场拉开帷幕。中央调查组的主要负责人受邀登上主席台落座，罢工指挥部的成员们则整齐地坐在台前，与身后的知青队伍紧密相邻。

环顾四周，会场上及山坡之上，人潮涌动，黑压压的知青身影汇聚成至少数万的浩荡队伍。主席台孤独地矗立，宛如一座孤岛，四周被波涛汹涌的知青人潮所包围。鲁田心中不禁想起一句古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请还我们知青的名分！”

鲁田心头略感焦躁不安，但他深知自己必须恪守中央的指示，将此事“妥善处置”。于是，他紧握话筒，语气中充满诚意，耐心地进行劝导。他从罢工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说起，逐步阐明中央决策的宗旨，力图唤起公众的理智，引导他们以平和的心态期待未来的美好前景。

台下的知青们已显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作为知青罢工的副指挥，北京知青吴向东缓缓走上讲台，紧握话筒，刚要开口说出“来自北京的各位首长同志，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这句话时，他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言辞也随之中断。

舞台四周静谧无声，鲁田独自站立，心中泛起一丝茫然与失措。一种不祥的预感悄然涌现。

“随着我发言的结束，为了守护一个真正知识青年的尊严，一个充满血肉的灵魂，以及为了抵制那些污蔑性的称呼——‘农场青年职工’，我选择了这种方式来表明我的抗议！”言毕，他转过身来，直面全体调查组成员，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锐利的匕首，毫不犹豫地划破了手腕，鲜红的血液顿时如同泉水般涌出。在众人尚未反应之际，这位勇敢的青年，带着一抹微笑，缓缓倒在了地上。

警笛声尖锐刺耳，划破夜的宁静，救护车急速将伤员带走，会场瞬间陷入一片混乱。鲁田泪水纵横，他未曾想到，现行的知青政策竟对知青造成了如此沉重的伤害，几乎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一股如同刽子手般的罪恶感在他心中涌动。

各位知识青年，辛苦了！

台下的知识青年猛然响起一阵如雷鸣般的掌声，持续了整整十几分钟。

紧接着，鲁田向台下的知青群体透露，他同样育有两名曾深入农村进行插队的子女。他自己亦曾长期遭受打压，直到去年才得以重返工作岗位。他对知青们所经历的艰辛和迫切心情感同身受，深知其中滋味。尽管如此，他仍诚挚地恳请大家保持耐心，因为中央政府需要时间来全面评估情况，并按部就班、分阶段地逐步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知青们已不再愿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徒然等待。一位身患重症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缓缓走上台前，骤然间跪倒在鲁田的脚下，悲痛欲绝地哭泣着：“伯伯，伯伯，恳请您拯救我们，拯救这些不幸的人们吧……”

女知青的哽咽声与悲切之词，瞬间激起了台下数万知青的共鸣，他们齐刷刷地转向台上的中央首长，纷纷跪地，悲痛的呼喊声震耳欲聋，宛如撼动了大地，令人心颤不已！

鲁田悲痛欲绝，泪水如泉涌，无法自抑。面对眼前的女知青与台下数万跪地不起的知青群体，他感觉自己肩上仿佛压着泰山的分量，沉重的负担让他难以承载。

他缓缓地将那位女知青扶起，对着话筒说道：“亲爱的知识青年战友们，亲爱的年轻朋友们，请你们站起来。我已经做出决定，即刻通过电话向党中央汇报，传达你们迫切重返城市的强烈愿望和合理诉求。”这位长者坚定果敢，不惜以自己政治生涯的最高风险为代价，挺身而出，为那些历尽艰辛的知青们发声。

在破晓的五点时分，鲁田历经数十个小时的漫长对话，面容带着些许疲惫，再次踏入会场，踏上了主席台的阶梯。他紧握话筒，声音中带着一丝沙哑，面向下方静默的知青们说道：“亲爱的知识青年同志们，此刻，我将以高度的责任感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在此，我诚恳地请求大家即刻终止绝食行为，恢复正常饮食，并停止罢工活动，返回各自的岗位，投身到革命和生产的洪流中去。中央的领导同志们已经明确表态——知识青年们，你们的正当诉求理应得到妥善解决！”

在一片令人窒息的宁静之后，会场内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伴随着热烈的跺脚声、经久不息的掌声，以及激动得泣不成声的感慨，成群的知青们涌向绝食的现场，将他们的英雄高高托起，向着天空抛去。

首先，我们致力于推动农场的发展，力图将知识青年稳定在农场这片土地上。然而，这既是根基所在，却似乎显得过于理想化，宛如一场遥不可及的幻想。

其次，针对需要调回城区的工作人员，我们可参照以往处理病退、困退的相关规定来进行操作。

第三项，城镇职工于离职或退休之际，享有优先录用其于农场务工子女的权益。

第四项，自1979年度开始，凡此前曾在国营农场应征入伍的知识青年，在完成服役并退伍或复员后，均享有返回其父母所在地的权利，以便接受工作分配。

第五项，在城市招募员工的过程中，我们可考虑从本市下辖的农村地区调拨具有下乡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

第六项，针对那些从上海郊区前往云南农场的青年，若他们本人有意愿返回原籍的社队，我们将予以批准。

1979年新春伊始，云南省紧急召集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城市的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商如何落实国务院颁布的“六条”精神。此消息如同闪电一般，迅速在云南垦区的各个农场传扬开来，激起了知青们的热烈反响。紧接着，一场知青返城的浪潮犹如狂风暴雨，从云南迅速蔓延至全国。

上山下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