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是中国革命进程中一段血泪交织的往事。这场硬仗几乎耗尽了那支坚韧队伍的元气。然而，一个曾对战役结局负有关键责任的外国军事顾问，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悔意，反而在垂暮之年提笔著述，企图混淆视听，将自己的过失轻描淡写，甚至推卸给别人，其行径着实令人愤慨。
那个德国顾问
要说清这段历史，得从1900年奥托·布劳恩在德国的出生讲起。他早年积极投身工人起义，为此两度入狱，后成功越狱并逃往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军事训练。1932年，奥托·布劳恩受苏军参谋部派遣，秘密前往上海，任务是营救被捕的牛兰夫妇，同时还被要求前往中国东北收集情报。出人意料的是，他竟因此留在了中国，并自1933年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改名为李德，抵达了瑞金根据地。
这位带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光环的李德，迅速从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手中接过了红军的实际指挥权。当时，中共中央的所有重大报告和指示，都需要先通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审阅。虽然秦邦宪在工人运动方面经验丰富，但在面对正规军事行动时，其经验不足的问题显露无疑。很快，由秦邦宪、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中央三人团”几乎掌控了红军所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决策。秦邦宪后来自己也承认，长征的军事计划未能在政治局内部充分讨论，这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失误。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再次调集大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为此准备了半年多，确立了“三分军事，七分战略”的指导方针，先行经济封锁，推行“堡垒主义”新战略，并试图从政治上割裂红军与当地百姓的联系。彼时，毛泽东已然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核心，甚至被安排到于都搞调研。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却被李德和秦邦宪直接否定。
李德坚持认为，毛泽东的策略无异于不战而降，将苏区领土拱手让人。他盲目搬用苏联红军的作战模式，提出“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口号和“短促突击”方案。后来的战事发展证明，这些决策导致红军接连失利，损失惨重。
血染湘江水
一系列被动局面后，李德又转而采取保守防御，错失了扭转战机的良机。他甚至轻率地拒绝了蔡廷锴部队的建议，导致国民党主力得以回攻红军，使中央苏区陷入险境。1934年春广昌失守后，李德又下令红军“兵分六路”向湘鄂西转移，大打阵地战。面对敌我力量的巨大悬殊和错误的军事战略，各路红军节节失利。仅仅半年多，红军就被国民党军队彻底包围，中央苏区全面陷入被动。最终，中央红军被迫在1934年10月踏上二万五千里的战略转移之路。
长征初期，李德的错误指挥和消极避战态度，加上未能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使得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已是疲惫不堪，损失不小。到了1934年11月中下旬，红军即将到达湘江。蒋介石早有准备，调集了包括中央军、湘军在内的四个地区军团，约40万兵力，在湘江附近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意图在此全歼红军。而此时，中央红军只剩约8.6万余人。一场力量悬殊、关乎生死的恶战，已无可避免。
11月25日，湘江战役的枪声在新圩阵地率先打响，由红三军团红五师迎击强敌。李天佑将军率领着仅有三千多人的部队，硬是顶住了国民党桂军第七军一万四千人的猛攻，要知道，敌军还配备了先进的飞机大炮。这场战斗足足持续了三天三夜。红五师的战士们直到手榴弹用尽，子弹打光，便直接拿起刺刀与敌人肉搏。他们付出近2000人的惨重代价，营以下的干部几乎全员牺牲，只为守住防线，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
那几天里，湘江通道的南北两侧，炮火密集，日夜不休。11月27日下午，红军成功抢占了全州以南、界首以北的渡口。当晚，红三军团第4师随即在界首架设浮桥。但从11月29日开始，这座浮桥便多次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而损毁。此时，红军战士们头顶是敌机的狂轰滥炸，身后是紧追不舍的国民党军，对岸还有机枪疯狂扫射。他们赤身在冰冷的江水中涉水强渡，毫无遮蔽，用血肉之躯与敌人搏杀。经过两天三夜的浴血阻击，红三军团最终以牺牲2000多人的巨大代价，成功确保了中央纵队从界首安全过江。
12月1日破晓时分，国民党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猛烈攻势。红一军团在脚山铺与敌军激战三天，两个师伤亡将近6000人，林彪、聂荣臻甚至一度差点被国民党军俘虏。随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由不足千人红四团防守的珠兰铺，红四团的左翼很快被突破。此外，承担全军右后翼掩护任务的红八军团与红九军团，在北上雷口关方向也遭遇国民党军队的拦截，其中红23师在掩护其他部队撤退中，损失了约1000余人。
湘江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的人员从最初的8.6万余人锐减至仅剩3万余人。多位湘江战役的亲历者回忆，当时的湘江几乎被鲜血染红，变成了一条“血河”。江面上漂浮着无数烈士的遗体，最后在岸边缓缓堆积成一座座小山。放眼望去，岸边和树林里随处可见红军烈士的残骸。当地百姓自发将烈士遗体打捞上岸，就近掩埋。直到上世纪60年代，村里仍能时不时挖出红军的骸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这句广西的民谣，正是对湘江战役惨烈程度最真实的写照。
谎言与无耻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如期召开。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错误进行深刻总结。会上，李德的指挥权被正式剥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自此之后，红军上下的面貌焕然一新，重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1939年8月，李德离开延安，返回了苏联，此后直到去世，他一直居住在俄国。对于他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失误，共产国际给出的结论是“有错误，但不处分”。理由是李德仅仅是一位顾问，他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有权不采纳他的建议，因此中方也理应承担自身的错误。这种处理结果，与李德晚年的辩解方式惊人地相似，不仅将自己的错误说得轻描淡写，甚至还企图倒打一耙。
回到俄国后，李德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变，他远离了战场，成为一名老师，或者说，一位作家。在他的晚年编著的《中国纪事》一书中，李德竟然毫无廉耻地狡辩道：“所有参加长征的红军，身边都带足了两个星期的给养。这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并不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他妄图以此来论证长征并非被国民党军逼迫下的战略转移，而是红军主动选择的行动，甚至将一路上的部队减员，归咎于逃兵。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还进一步宣称：“湘江战役之后，红军战斗部队至少还有四万五千人的人员，这差不多相当于中央红军在中央苏区之前的水平。”这种说法完全罔顾红军减员大半的血淋淋事实，那么，红九军团的大幅减员又该如何解释？曾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同志回忆，李德面对红军节节败退的局面，表现得一筹莫展，甚至惊慌失措。然而，此人却毫无自知之明，反而将自己的错误迁怒于他人。蒋介石在12月1日的日记中，也明确写道：“匪在全州西北受创。”种种证据，绝非偶然，都无声地反驳了李德的谎言。
历史的沉思
数万条鲜活的生命，岂是李德一句“周密准备”或者“没有损失”就能轻易抹杀的？他极力推卸责任，颠倒是非黑白，甚至将自己的过错和“下台”归咎于毛泽东，这种行径无疑彻底暴露了他无耻至极、毫无担当的本性。即便作为唯一一个走完长征的外国人，他也无法洗脱在湘江战役中决策失误所犯下的罪责。历史自有其公论，无数红军烈士的鲜血早已将真相书写得清清楚楚。任何试图篡改和歪曲历史的行为，最终都将被事实的铁锤彻底击碎。长征的伟大与湘江的悲壮，是刻在中国人民集体记忆中的丰碑，不容任何谎言玷污。
